1979年，在北京，手术后正在恢复的陈云接待了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探望。尽管姚依林一开始询问他的健康情况，陈云很快就将话题转向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。他表示，自己在恢复之余希望能重新审查潘汉年的问题。陈云告诉姚依林，虽然身体在恢复，不必担心，但他对还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心怀期盼。
在他的回忆中，陈云提到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会面事项。尽管潘汉年在此事上有失误，但陈云认为这并不足以认定他投敌，更不能抹杀他为党工作多年的贡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陈云年事已高，刚经历手术，但他对历史上未解的冤屈充满关注，表达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其解决的愿望。
早在上海地下工作的时期，陈云与潘汉年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。两人共事于紧张危险的环境中，潘汉年负责许多隐秘任务，重建地下情报网络，工作艰巨且风险极高。陈云了解这些背景，因此在对待潘汉年的错误时，态度十分谨慎。他明确指出，承认错误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其后续贡献。
在经历了长期的静默与复杂局势后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实事求是成为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则。陈云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，获得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。在手术后的探望中，他再次提出对潘汉年问题的复查请求。
此后，陈云多次致信中央，终于在1981年得到同意复查。经过进一步调查，1982年，中央决定为潘汉年平反，恢复其名誉。这一结论认可了潘汉年的错误，但也将其工作成就与错误分别处理，彰显出对历史人物评判的严谨性。
陈云曾指出：“有错误，可以讲清楚；没有的罪名，不能硬加。”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复查过程的核心要义。最终，潘汉年的平反不仅确认了他的历史贡献，也为处理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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